同樣的死亡等待著所有的人。 沒有人今天能肯定他是否還能活得過明天。

——歐里庇得斯

生命流逝，攜帶著對存在的種種失望。 在祖母的唇上似乎留著一絲微笑。 死亡像一位中世紀的雕刻師，在最後的平面上刻畫出了她曾經的小女孩兒時的面部線條。

——馬塞·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

1991年，我58歲的父親身患癌症。 他臨終前的一星期，母親和我守在他的醫院病床前。 有時我們兩個人一起陪床，有時輪流陪。 醫生給他打了嗎啡，不過也可能是因為他的病已經很重，總之在這一個星期裡，他沒有再醒來過。 那是仲夏天氣，在拂曉的黎明里，護士們讓我們回家去睡一會兒。 半個小時後，父親去世了。 母親從小在農村長大，還在上小學時，她就已經穿著星期日的禮拜服，在消防隊的救火車房裡見到過村子裡的死人，臘一樣蒼白的臉色和褶皺的手對她來說並不陌生。 她當然要去再見她死去的丈夫最後一面。

我沒有再去看父親。 我沒法解釋為什麼。 我甚至不能說是因為我看到了會害怕。 那年我26歲。 可能只是因為我沒有明白，他最後的面容仍然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記憶中他急促的呼吸；他抽動著彷彿想要紡線的放在被單外的手指。 今天，當我們在製作這本書時，我才意識到，我多想看看他最後的面容。

在開始的時候，我們面前放了一個旅行袋，豆綠色的，布料很薄。 一位護士把它放在客房的地板上。 也許家屬會來把它取​​走。 這個旅行袋是亞當先生的。 他在那天早上去世了，那天晚上，瓦爾特·舍爾斯和我從漢堡趕到柏林新科隆區的里卡姆臨終關懷醫院，在客房裡支好了燈架和相機。

按計劃，我們將在這里呆幾個星期。 我們希望用相機和錄音機來陪伴這裡的人們走過他們人生的最後這段日子，從他們那裡了解有關生命和死亡。 在以前，從童年開始，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對垂死的和死去的家人。 那時候，死亡往往發生在家裡。 今天，人們很容易就能逃避直面苦痛和死亡。 死亡的發生越來越隱秘。 我們對它的認識也變得模糊。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死亡在今天的時代會給人帶來比以往更大的恐懼。 而這讓我們心中盼望一個對於這個走向我們每一個人，把我們帶向未知世界的過程的更好的設想。 畢竟，在我們的整個生命中，沒有什麼比面對死亡更讓我們震懾的了。

臨終關懷醫院是一個研習這種感受的好地方。 在其他地方也有人死亡：在養老院，在重症觀察室，在事故現場。 但是在這些地方，死亡的發生往往是不期而至，甚至是偶然事件。 臨終關懷醫院則是將死的人生活的地方。 多謝現代醫學的成就，在這裡的病人可以盡可能沒有痛苦，盡可能清醒地渡過他們最後的日子。 住進這裡的人，知道他不會再回到他的家，知道他要告別，知道他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去處理所有的事情，知道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我們沒有再看見已經到達了生命之旅終點站的亞當先生。 他的旅行袋並沒有人來取，但是在兩個提手中間，我們看到一張手寫的清單，上面清楚地記錄了它的主人在最後的日子裡帶在身邊的東西：一雙家居鞋，一件浴袍，兩套睡衣，五雙襪子，一把剃須刀，一條洗衣帶，穿過的內衣，一個錢包。 沒有任何個性化的東西，沒有照片，沒有紀念品。 我們有種奇怪的感覺。 似乎隨便誰都可以在這張清單下重重的劃上兩道橫線，標上：“生命的全部”。

修女希格麗特整理過很多這樣的行李，也是她列出了放在亞當先生旅行袋上的清單。 她告訴我們，亞當先生在臨終關懷醫院只生活了很短的時間，他幾乎什麼都沒說過，就悄無聲息地走了。 至於這件簡單的行李是否與亞當先生的生命相稱，我們已經不得而知。 那麼與他的死亡呢？ 希格麗特認為：“從一個人帶到這裡來的東西，往往能了解到他對死亡的態度，能了解到他是否已經考慮好要放手。”有些客人運來電視椅，抱枕，檯燈，似乎這些東西可以攔住死亡到達終點的腳步。 一個人在臨終關懷醫院裡簽了購買牆櫃的合同，而同一天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有些故事同樣可以從它的結果開始倒敘。 生命似乎都是類似的。 雖然在今天的時代裡，當人們的健康狀態還很好時，大家並不習慣從終點出發去觀察自己的存在。 很多臨終的人都跟我們說起他們在尋找自己的過去和未來之間戲劇性的聯繫：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現在？ 為什麼是這種方式？ 在這樣回顧以往時，他們對自己經歷過的一切的印像都變得濃縮，同時也更加深刻。 這就像把望遠鏡倒過來看，你只能看清那些大塊的東西：我是怎樣生活的，我愛過誰，我得到了什麼，我錯過了什麼？ 我還能做些什麼？ 一位女士將她的死亡描述為“生命的畢業考”：埃德格特·克拉維，67歲，梳著散亂的麻花辮，躺在淡黃色的床單上，只有在死後她才能離開這張床。 她的聲音無力，而她的意志堅強，她精神毫不鬆懈地分析著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 只有在通往終點的路上，才能驗證她充滿希望的自畫像是否經受得住面前的死亡考驗。

我們的曾祖父母和他們的祖先還是熟悉這種觀點的。 他們願意意識到自己存在的有限性，而這是正常的態度。 聖經的第39篇聖歌裡寫道：“主啊，求你教我曉得我生命有終，我有目的地，我必須離開。”修女希格麗特也不隱瞞她的理解：“我對死亡想了很多，以及在死亡到來之前我該怎樣生活。我覺得這是在豐富自己，充實自己。”瓦爾特·舍爾斯和我始終感覺驚訝的是，那些天天照顧陪伴將死者的人們，他們如何將自己生命的快樂和對死亡的知覺結合在一起，或者至少在練習這樣做。 作為初學者，我們感到困難重重。 在自己身上，我們感覺到一種無助。 

從我們跨出臨終關懷醫院的電梯間第一步開始，有好幾天的時間裡我們都虔誠地壓低了聲音說話。 我們踮著腳尖走路，臉色嚴肅，就像那些不時從我們身邊經過、身著黑禮服、推著棺材的喪葬公司的職員一樣。 用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注意到，社會義工一邊整理洗好的衣服一邊唱著歌；有什麼可笑的事情時，我們也是過了很久才能夠一起跟著笑起來。 我們認識的第一位客人——穆勒先生，就用他的笑話把我們弄得不知所措，而這樣的情形並不少見。 後來，我們聽到走廊裡的人聲犬吠，看到兒孫們拿著他們的長笛站在祖母的床前，甚至有人給我們講到臨終關懷醫院裡舉行的婚禮。 漸漸的，雖然帶著些哀愁，但是我們明白了自己身處在一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生活激情的地方。 我們先入為主的那種“進到這裡就意味著放棄一切希望”的感覺在這裡並不存在。 當然我們也遇到一些擔心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或擔心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病人；也遇到一些難以安慰的病人；也遇到一些不理會自己周圍希望去幫助他們的那些人，仍然固執地沉淪在一己的孤獨裡的病人；也遇到被捲進對生命終點和其後的未知的恐懼裡的病人。

而事實上，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臨終關懷醫院更該說是一個保護最強烈的希望的安全之所：希望多活一些時候，希望生活的質量高一些，希望死亡來得乾脆而溫柔一些，或是希望死亡不是一切的結束——這些願望都是完全可能實現的，或者至少不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 開始的時候，當有人跟我們說到什麼沒有可能實現的希望時，我們往往不知所措。 一位女病人，洛斯韋塔·帕朔萊克，她在臨終關懷醫院是那樣的充滿生命活力，她甚至立誓說，如果她能活下來，她會繼續陪伴其他將死的人。 一位四十歲的女病人希望自己痊癒後能去一個西班牙集體農莊做園丁，在她臨走前幾天她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她胸上那個巨大的潰爛的疔瘡她自己從來沒有看過一眼。 瓦爾特·舍爾斯和我顫抖著坐在她的床前，聽她講她如何相信順勢療法和自己精神的自我痊癒力量。 我們甚至不敢提出陪伴她直至生命終點的請求。

在我們製作這本書的若干年中，我們一再地意識到，一個知道自己即將面對死亡的人，遠遠還不相信，死亡真的會發生。 我們多次遇到這種分裂心態，以至於我們漸漸相信自己有一天可能也會抱持這種心態。

我們看到，失去理性似乎可以在一段時間里左右一種疾病的發展——儘管最後的結局其實總是一樣的。 在我們訪問的所有臨終關懷醫院裡，沒有一個人記得曾經有過哪一位客人奇蹟般地康復了。 但是人們在面對死亡時那種暴露出來的情感卻會帶來一些始料不及的轉變和決心：一個無家可歸者在臨終關懷醫院裡戒掉了菸酒，他每天讓人給他洗澡，刮鬍子。 當他重新找回他的尊嚴時，他可以離開這個世界了。 一個從男子養老院搬來臨終關懷醫院的病人，在11年後第一次又見到了自己的兒子。 第二天他在平靜的睡眠中離開了。 但是這樣的淨化並不是總能如願。 一位女士等了幾個星期，希望能見到與她反目多年，現在定居美國的女兒。 女兒在赴德的飛機上時，她走了。

看著兩個人無法相互交談，是讓人痛苦的一件事——尤其是當知道他們原本有些美好的想法想要說給彼此聽。 我還記得一個男人，他每天都會在自己病危的妻子的房間裡坐上幾個小時。 雖然她已經幾乎不能說話了，但是神誌還很清醒——她也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丈夫喋喋不休地講著天氣、汽車和女兒的假期計劃。 他只是不肯說出壓在他心裡的沉重的大石頭。 後來當他跟我說起這些時，他哭了：要失去自己的妻子，他害怕極了。 他很想跟她道個別，為兩人這麼多年共同的生活感謝她，告訴她，他愛她。 “是什麼阻止您這樣去做呢？”我問他。 “如果我現在告訴她我愛她，她就會想，我已經放棄她了。那她就會明白，她快要死了。”難道她不是早已經知道自己要死了嗎？ “也許吧。”丈夫說。 在她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後，有幾次她曾經想要和他談談自己的死。 那時候他反問她：“你怎麼知道你要死了？我也一樣可能比你先死。”他想以此來趕走她對死亡的恐懼。 她走了，沒有聽見他最後的愛的告白。

陪伴這對夫婦的女醫生說，談論自己的死亡，意味著暴露自己。 許多人對此心存恐懼。 她曾經經歷過很多絕望的病人和他們的家人，他們彼此假扮一切正常，直到最後一刻。 沉默無語像一件沉重的外套，蓋在將死人們的身上。 留下來的人則要經年地拖著這一切走下去。 家屬往往希望病人能留下最後的遺言，像電影裡演的一樣。 但是只有很少的病人在彌留之際還能說話。 最後的意識清醒的時刻轉瞬即逝，在臨終關懷醫院裡常常沒有明天。

在製作這本書的過程中，只有很少幾次我們看到了在可怕的痛苦和驚嚇中來臨的生命的終點。 死亡大多是毫無戲劇性地發生：病人先是明顯地虛弱下去。 呼吸變得微弱，血液不再能運送足夠的氧氣，器官一個個停止工作，意識往往漸漸變得混亂。 在心臟停止跳動之前，大多數人其實早已昏迷。 當然，醫生的醫術也幫助這一過程盡可能波瀾不驚地進行。 醫學科學將臨終的人當做病人來看待還是不久前才開始的。 而從那時開始，醫生們已經能越來越好地減輕臨終病人的生理痛苦。 姑息鎮痛類藥物能夠幫助無法治癒的病人減輕痛苦。 特別是對付疼痛有很多種好辦法。 今天，如果使用得當，嗎啡已經不會再讓人喪失神誌。 至於其他症狀，如恐懼、噁心和呼吸困難，也常常可以通過藥物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大部分病人很願意接受這樣的幫助。 這也許也是因為病人可以自己自由決定如何使用這些藥物。 

搬進臨終關懷醫院的人知道，他在這裡不會得到延長生命的救助。 這裡沒有人工呼吸，沒有起搏措施，沒有成堆的機器。 甚至沒有白大褂。 對於醫生和護理人員來講，這裡也沒有什麼可以掩飾他們的無助和困惑的跳躍性處理，比如：再照一次X光，再作一次CT，再抽一次血。 不一樣的是，這裡提供所有能讓臨終病人有所放鬆的幫助，特別是時間。 里卡姆臨終關懷醫院的醫生說：“關懷有時候比藥物要重要的多。如果有人坐在他們身邊，那麼呼吸困難就不再那麼讓人無法忍受了。”

很多病人在家裡無法得到足夠的醫治，他們承受著無法忍受的痛苦，來到臨終關懷醫院，他們想要的常常只有一個：快點兒結束生命。 在死亡前再次真正地生活——這是很多人已經無法想像的奢望。 而當一個星期後疼痛減輕，頭腦重新清醒以後，有些人又再次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另一些人則不知該如何應對重新獲得的時間。 一位老人天天不耐煩地等待著自己的死亡，雖然他還能散步，還可以在他自己帶來的風琴上演奏他最喜歡的曲子。 韋格納先生說：“我來這裡是為了去死，為什麼我還不死呢？”但是大多數病人還是在為了能多活一天而奮鬥著。 我印像中只有一位病人真的希望自己能夠安樂死：海納·施密茨，一個少言寡語、頭腦敏捷的廣告商，患了腦癌。 他感覺到自己的意識像拼圖遊戲的碎片一樣一片片在剝落。 其實海納·施密茨完完全全不想死，但是他無法忍受自己有一天早上醒來後可能會不再知道自己是誰。

當飛機投下的炸彈把瓦爾特·舍爾斯家和鄰居們的房子變成一片火海中的廢墟時，他只有9歲。 這個戰爭中長大的孩子出生在1936年。 他隨後在倒塌的房屋廢墟中從圍裙的花色辨認出自己的一個鄰居，又挖出一隻炸斷的胳膊。 這些給他留下了持續一生的對屍體、骨骸和葬禮的深深恐懼。 他曾經為總統，為歌劇女王，為諾貝爾獎得主和新生兒拍攝過肖像。 對於在臨終關懷醫院中工作，他感覺到的不僅僅是敬畏。

我出生於1965年，還從來沒有見到過死人。 對於初次接觸我也心懷忐忑。 我最早的對死者肖像的記憶來源於漫畫或電視：也許是漢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那架飛機的死去的機長，或是被“紅軍組織”（RAF）RAF：RoteArmeeFraktion的縮寫，為1967年至1998年存在於聯邦德國及統一在的德國的恐怖組織，曾經製造過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 （譯者註）謀殺的漢斯·馬丁·施萊亞1977年9月5日，“紅軍組織”綁架了德國戴姆勒－奔馳公司的董事長漢斯·馬丁·施萊亞，以此要挾政府釋放在押的該組織成員。 1977年10月19日，漢斯·馬丁·施萊亞被恐怖分子槍殺。 （譯者註）被藏在汽車後備箱裡的蜷縮的屍體。 總之不是我認識的人。 最近的記憶則是我在一張日報頭版看到的一張照片，上面是在特拉維夫一次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一個公共汽車司機，倒在方向盤上。 從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臉。

每天我們都能看到被謀殺的人的照片，看到在戰爭和自然災害中遇難者的照片，讀到對他們的痛苦和死亡的精確到分鐘的報導，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 但是對於每天都在發生的日常的自然的死亡，我們確很少能看到什麼報導或是照片。 也許這是因為看到這些會讓我們更容易聯想到我們自己未來的終結？ 我們用所謂虔敬來避開這種不安。 現在有這樣一種觀點：展示死者的肖像是對他的尊嚴的侵犯。 我們不這麼認為：對於剛剛離世的人，我們注視他，難道不比掉開頭，不看他最後的面容更尊重他的尊嚴？

當我們意識到，我們這麼做並沒有觸犯遠古的禁忌時，我們有了更多的勇氣。 這種對人的自然離世和正常死亡的避諱實際是新時代的產物。 西方文化里的基督教藝術家就曾充滿激情地描繪過苦痛的各種形態。 所有的教堂裡充斥著這樣的作品：我們能想到的有那些被折磨致死的聖者，那些被雕成石像或是繪成油畫的垂死的富人或是戰功卓著的領袖。 而中心的代表則是聖母憐子圖（PIETA）意大利語，特指描繪聖母瑪利亞哀痛地抱著基督屍體的畫或雕刻。 （譯者註）：聖母瑪利亞是怎樣哀痛地看著躺在她懷裡的主——她的兒子，被折磨得渾身血污，額頭上汗跡斑駁，兩頰和嘴唇藍紫的耶穌基督。 這一幕預示著最終的解脫。 而引人注意的是，身體痛苦的徵狀——即人性的東西——是如何以一種病態的精確被描繪出來的。

瓦爾特·舍爾斯和貝阿塔·拉考塔同洛斯韋塔·帕朔萊克在一起。 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隨時想到自己的生命易逝是他們每天要作的精神功課，所以他們顯然並不避諱對死者形象的描繪。 直到上個世紀，人們還在時代名人的死亡肖像裡尋找生命的痕跡，尋找痛苦和解脫的徵兆，尋找對最後的問題的答案。 在照相術起始的年代，多數垂死的人是躺在家裡的床上等待最後時刻的來臨。 那時候，將一位攝影師請來為逝者照一張像並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 死者的家人往往將這張照片和死者的一束髮絲一同保存在抽屜里以作紀念。 而如果死者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教皇或國王，報紙還往往會將這樣的照片登載在頭版上。

我們發現，當牧師所作的“臨終塗油禮”變成“病中塗油禮”之後，在大多數人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脫離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環境的醫院或護理院裡等待最終時刻的來臨時，這種禁忌才產生。 今天，誰也不願意被任何事提醒自己也是會死的，尤其不願意通過直面將死的人想到自己的死亡。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卻有另一種矛盾的、出人意料的經驗：每一次在聚會時，當人們問及我們的工作時，話題在最短的時間內一下轉變成了死亡。 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份私人的經驗要和大家共享：或是兄弟的辭世，或是母親罹患癌症，另一些人則說起瀕死的經驗或是葬禮的習俗。 我們原本擔心自己會帶來墳墓樣死寂的氣氛，看來這是毫無根據的。 事實是：人們願意去談論這個話題。

臨終關懷運動從開始出現起，就努力使死亡成為公眾公開的話題。 幾乎每個臨終關懷醫院都可毫不費力地找到一些願意陪伴將死的人到最後的時刻、分發咖啡和糕點或是看門的義工。 在這樣一個死亡頻頻光臨的地方，沒有人會覺得在一個人生命的最後時刻和他辭世後為他拍照是不敬的或是變態的。 正相反，在臨終關懷醫院和很多醫院裡，人們友好而開放地接受了我們的想法。 那些習慣了人們對他們的工作心存恐懼的護理人員和醫生們，幫助我們聯繫病人和他們的家人。

儘管如此，我們一開始並不肯定是否能找到願意向我們開誠佈公地談論自己的死亡的訪談對象。 所以當每一個我們找到的人都至少對我們的想法表示歡迎時，我們驚訝極了。 當然有些人最終還是無法想像自己出現在這樣一本書裡。 然而還是有很多人同意我們去拜訪他們，採訪他們，並且在他們生時和死後為他們拍照。 有時我們有種感覺，彷彿有的人只是在等待有誰能打開龍頭，讓他放出在心裡堆積的那一切。 有一位受訪者說，很多來看他的人乾脆對他的狀態視而不見：“他們來到這兒，跟我大談足球。”他說，他覺得這簡直是種病態，“我想，嘿，你們還沒搞明白嗎？我要死了！”

對於有些並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怎樣特別有意義的人來說，他們很希望自己能給這個世界留下一些痕跡。 有些人希望能留下一種證據：看這裡，這是現實的我！ 另一些人則希望通過自己的參與來支持臨終關懷運動。 再有一些人則只是盼望能有人對他們的命運感興趣或是排遣無聊。

和某些被拍照的人，我們只是偶爾有聯繫，另一些人則贏得了我們的好感，我們和他們熟稔起來。 很多人在這樣特殊狀態下的勇敢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常常覺得無法想像，自己在這樣極端的生命狀態下剛剛結識的這個人，可能不久的將來就會是我們最後一次去看望他。 而當這一天來臨時，我們似乎還能聽到他的聲音。 我們了解他的生命故事，我們往往也認識他最近的親人。 我們曾經一起歡笑，一起沉默。 有時候我們嘗試去安慰他們，或是去握住他們的手。 最後的一次拍照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成為某種告別禮。 伴隨著那種無所抱怨，所有曾經的希望和內心的爭鬥從此都結束了，而這種無所抱怨卻往往讓人難以承受。 同時，看到死亡如何給一張面孔帶來怎樣的平靜，是讓人安慰的。 很多人看上去真的很安祥。

對於瓦爾特·舍爾斯和我來說，我們的情感和這份工作一起在起伏。 這一刻我們謹慎地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天為自己和我們所愛的人的死亡作好更好的準備，然而下一秒鐘，這種希望就可能隨即轉化為對死亡的恐懼。 那些護理人員和醫生們恐怕也是同樣的感覺。 與將死的人打交道可能成為一種正常的生活，但它絕不會成為例行公事。 里卡姆臨終關懷醫院的一位護士說：“你以為你會硬起心腸，但是正相反，你會變得軟弱。”

在這本書的製作過程中，我們對死亡的設想變得具體了。 自然我們對自己的死亡也想了很多，而這改變了我們看待自己生命的眼光。 我們不願錯過任何一次相遇。